1960年炒股配资安全，北京，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委会上，几名负责人对一项调动安排面露难色。被安排前来报到的，是曾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六军军长的尹先炳。此时的他没有党籍，也没有部队职务，身上还背着多年前留下的处分记录。
有人担心，接收这样一名干部，会给学院带来麻烦。罗荣桓却没有同意推辞。他在会上说：“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。人是可以改造的，不能因为有过错误就彻底放弃。”这句话，决定了尹先炳后半生的走向。
尹先炳并非一开始就是问题干部。1915年，他出生于湖北汉川，15岁参加红军。红四方面军时期，他从基层一步步成长，先后担任排长、连长、营长和团参谋长，靠的是敢打敢拼，也靠长期战争中的实际表现。
抗日战争中，他在冀西游击区、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十一旅以及冀鲁豫军区湖西分区工作。1940年的黑水河战斗，他率部设伏，重创一支日伪军，其中日军伤亡较大。由于参战者中有不少日军军官，这场战斗在当地影响不小，尹先炳也因此得到“阎王司令”的称呼。
那时的尹先炳，确实是部队重点培养的将领。后来担任新编第十一旅旅长时，秦基伟曾是他的副手。刘伯承对他颇为器重，抗战结束前后还专门指导他的作战问题。在许多人的判断中，这位将领本来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。
解放战争期间，尹先炳参加过鲁西南、挺进大别山、淮海、渡江和进军大西南等重要行动，先后担任纵队旅长、副司令员以及第十六军军长。1952年全军评级时，他被定为正军级。按照当时的干部评定情况，他原本具备授予中将的基础。
变化出现在抗美援朝期间。
1950年底，第十六军接到整编和入朝准备命令。经过河北整训，这支部队大量换装苏式武器，并接受相关军事训练。尹先炳起初十分投入，希望把第十六军建设成一支训练有素、装备完善的部队。
但训练和相处过程中，他逐渐染上一些不良习气。部队入朝后，因参战时间较晚，未能参加大规模战役，军部事务相对清闲。尹先炳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战备和管理上，反而频繁组织舞会，甚至把这种风气带进军营。
问题很快超出了生活作风范围。有一次，友邻部队请求第十六军支援，军部迟迟没有回应，数小时后才派出部队。调查发现，尹先炳当时正忙于参加舞会，军务处理被搁置。战场上片刻延误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，这件事引起了上级高度重视。
调查继续深入后，又发现他和军政委陈云开存在虚报战绩、隐瞒损失等问题。没有发生的战斗被说得十分激烈，实际伤亡却被轻描淡写地带过。这样的做法，不只是个人作风问题，还关系到部队纪律、战场判断以及军政之间的信任。
中央随后作出处理，尹先炳被撤销军长职务，调回国内接受审查和学习，级别也被降为准军级。1955年授衔时，他原本拟授中将，实际只授大校，并受到留党察看处分。组织并没有立即把路堵死，仍给他留下改正机会。
遗憾的是，尹先炳没有真正吸取教训。在留党察看期间，他再次因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反映。面对调查，他没有如实说明情况，反而拒绝承认。调查人员走访核实后，确认问题并非空穴来风。屡次犯错，又对组织隐瞒，性质自然更加严重。
1956年，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，开除尹先炳党籍，撤销其全部职务。此后的两年，他没有固定工作，长期处于等待和反省之中。与早年战场上的显赫相比，这段日子十分冷清，也迫使他重新面对自己的问题。
后来，尹先炳多次向组织和罗荣桓写信，承认错误，请求重新安排工作。罗荣桓没有简单地把他归入“不可挽救”之列，而是持续观察他的表现。到1960年，罗荣桓决定把他安排到自己兼任院长的解放军政治学院，担任院务部副部长。
这个安排颇有深意。政治学院不是作战部队，能够避免旧有关系和部队影响；罗荣桓又可以直接了解他的思想变化。由于尹先炳已经没有党籍，无法参加党委工作，职务也属于行政岗位，但对当时的他而言，能重新获得一份工作，已经十分难得。
此后多年，尹先炳一直沉寂。1981年，他曾接到重新安排到北京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的通知。就在准备赴任之际，老战友杨勇、徐立清相继去世，接连的打击使他突发脑溢血。经抢救保住生命后，身体却未能恢复，最终于1981年2月10日病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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